瞿秋白的新闻生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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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2019-01-11 07:58

瞿秋白短暂而辉煌的一生,曾有过一段不平凡的报人生涯。他青春年华的精力、智慧、才气,都无私地奉献于此,这些报刊是他绚丽灿烂人生的最具典型的实证。

《新社会》和《人道》

1919年11月1日,瞿秋白等编辑的《新社会》正式面世,那年,他只有21岁。

他在《新社会》上发表了许多文章,如《革新的时机到了》《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》《中国的劳动问题?世界的劳动问题?》《知识是脏物》《自杀》《小小一个问题——妇女解放问题》《社会运动的牺牲者》《社会与罪恶》等。

这些文章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,鼓吹“实现真正的民主、民治、民本的国家或世界”。他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凄苦生活现状,寄予了深切的怜悯之情,并欲为他们找寻一条自新之路,而为达此目的,“非创造新的信仰、新的人生观,改革旧制度,打破旧习惯不可。”

多年后,他回忆说:“一九一八年开始看了许多杂志,思想上似乎有相当的进展,新的人生观正在形成……所以最早我同郑振铎、瞿世英、耿济之几个朋友组织《新社会》杂志的时候,我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派的无政府主义者。”在编辑《新社会》17、18、19号时,他才对社会主义有着朦胧的憧憬,并较为鲜明地宣传马克思的阶级和国家的理论,明确地指出,改造社会必须实行“激烈的改革运动—革命—根本的改造”。

《新社会》以全新的风姿,吸引越来越多的读者,传播面可达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辽宁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。同时,也越来越为旧的势力所忌恨。1920年5月,仅出版19期,便被迫停刊。8月5日,《新社会》的原班人马又创起《人道》月刊。

在旧中国,几个浪漫青年的人道主义的呼唤,未免太弱小,太不自量力。反动势力仍视《人道》为异端,因此,《人道》的创刊便成了它的终刊。

《晨报》特派记者之路

1920年10月,瞿秋白应聘担任《晨报》特派记者,踏上了风尘仆仆的苏俄之路,他在途中愉快地写道:“灯塔已见,海道虽不平静,拨准船舵,前进!前进!”

在旅途中,他抓紧时间采访、调查,仅1920年10月至1921年1月,便编写出20余篇通讯稿,分别寄给《晨报》和《时事新报》。1921年1月25日,他到达莫斯科,在《真理报》的帮助下,参观了很多地方。而最令他难忘的是,在苏俄期间,曾有幸见过列宁,并与其当面交谈。

他的长篇通讯《共产主义之人间化——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》,便是对苏俄革命的全景式的热情报道,由于文章长达3万字,《晨报》在刊用时,竟连载了27期。

两年的时间,他采访了苏俄的众多人物,上自苏俄领袖,下自平民百姓,去过工厂、乡村,调查了苏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民族等各个领域,撰写出60多篇旅俄通信。《晨报》以“莫斯科通信”专栏发表了40多篇通信,共有16万字,中国读者通过阅读这些通信,较为清晰地了解到苏联的真实情况。

1922年年底,他踏上归国的旅程。

编辑中共中央报刊

回国后,他担任《新青年》季刊和《前锋》的主编,并参与《向导》的编辑工作。1923年6月15日,《新青年》复刊改为季刊。瞿秋白将其编成“共产国际”专号,封面和刊名都由他设计和题写。时隔半个月,《前锋》创刊,他又撰写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》《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》《现代中国的国会制与军阀》等。他更多的政论性文章则在《向导》上发表。《民国日报》《东方杂志》等也常有他的文章。

《新青年》和《前锋》,深受党内读者喜爱,他也因此而在全党造就成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印象,并为几年后,他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25年1月,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,并任中央局宣传委员,负责主编《向导》。

五卅惨案发生后,反帝爱国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。6月4日,《热血日报》正式出版发行,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日报。他题写报头,并请陈独秀撰写发刊词。

《热血日报》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,这些文章对于指导五卅运动,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。《热血日报》很有读者群,销售量竟达3万份,以至山东、江西的读者也投书寄稿。6月27日,《热血日报》出至24期后,便被封禁了。

编辑的最后两份机关报

八七会议后,中共中央根据郑超麟的建议,决定创办《布尔塞维克》,以代替已经停刊的《向导》,由瞿秋白、郑超麟等组成编辑委员会。

对于八一南昌起义、湘赣边界起义和朱德、毛泽东井冈山会师,《布尔塞维克》都予以肯定和讴歌。广州起义爆发时,《布尔塞维克》连出三期专刊,对广州起义的成功和失败,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。

他还就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和前途,撰写《武装暴动问题》《只有工农兵政府能解放中国》《两个国内战争》和《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与社会主义》等文章。

半年后,他奉命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,担任《红色中华》报社长和主编。他对《红色中华》最显明的贡献,是培养了一支将近千人的工农通讯员,这些人分布在中央苏区的各条战线。

中央红军长征后,他被留守在江西,继续主编《红色中华》,他的部下庄东晓回忆道:“主力北上了。中央苏区的圈子日益缩小……秋白同志更是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,《红色中华》照样按期出版……我离开中教部和秋白同志,下乡参加扩红和征粮工作,行前,秋白同志又谆谆嘱咐:‘下去后,再忙也要天天写汇报,经常给《红色中华》写稿。’”(张家康)(1月10日 人民政协报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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